一个小小健康码，涉及公安、卫健、人社、交通等等多个部门的数据。当健康码的应用在社会中广泛启动，这就牵动到一系列有关部门的数据资源的统筹调度。这就是公共数据治理应用的一个典型场景。
“疫情防控可以说是公共数据治理的一个大的应用场景。”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教授、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说，在疫情应对过程中，中国在数据应用领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层面，许多难题仍有待突破。
3月16日，国家发改委、自然资源部、住建部印发的《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》正式公布。其中提到，着力健全现代治理体系、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，包括增强抵御冲击和安全韧性能力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、构筑智慧化治理新图景等5项任务。
要构筑智慧化治理新图景，离不公共数据治理。对此，汪玉凯提出，当前，公共数据治理的难点已不在技术，而在于打破壁垒。在他看来，打破层级、部门、地区间的壁垒，实现数据共享和流通，是当前数据治理的现实问题。一个积极的“破壁”路径是，政府部门应该有意识地搭建跨部门的数据应用场景，以“应用”促“流动”。
▲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教授汪玉凯
破局
从“三难”到“三跨”，让“三低”变“三高”
“如果数据全都躺在库里，那它什么作用都发挥不了。”汪玉凯如是说。
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：一个常用的航班服务软件，上面能够为用户提供航班信息，包括值机选座、登机口是否发生变化、航班是否延迟等等。能够提供这样精准的服务，原因是国家民航局向社会开放了每日航班动态的实时数据。基于数据的开放，企业就可以利用实时数据开发多元的应用。
“开放”，是公共数据治理的重要关键词。汪玉凯认为，至少要实现三个层面的“开放”：政府信息要开放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数据要开放，政府数据要定期向社会开放。“政府掌握众多的公共数据资源，如果不向社会开放，是发挥不了更大作用的。”
事实上，除了“开放”，公共数据治理还涉及数据的共享、整合等方面。汪玉凯表示，整合度低、共享度低、开放度低，这是公共数据治理的“三低”现象。而这“三低”，直接影响数据治理能力。因此，公共数据资源如何由“三低”变“三高”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。
在汪玉凯看来，公共数据治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，比如从“三难”到“三通”再到“三跨”目标的实现。
“过去叫‘三难’，资源互通难、资源共享难、数据互联互通难；然后是‘三通’，网络通、业务通、数据通；现在是‘三跨’，跨层级、跨部门、跨区域。”汪玉凯说，“三跨”的难度，关键在于数据治理的短板。而短板背后的逻辑，是政府部门、机构之间相互分割，没有破除体制机制上的障碍。
路径
以应用，促流动
无论是健康码的普及，还是航班信息查询软件的开发，都是基于数据的流动、开放、整合、共享而产生的应用。
事实上，各行各业各领域都有许多可创新开发的数据应用场景，这些场景会牵动多个部门机构的数据资源调动。但反过来思考，这也是驱动各个部门机构实现数据流通、共享的途径——以应用场景的创新，来引领、推动部门之间数据的整合与共享，实现数据的流通。
这是提到“破壁”方法论时，汪玉凯提出的第一条路径。以需求为导向，以应用场景为牵引，政府部门应该有意识地搭建一些跨部门的数据应用场景，驱动各部门机构之间打破行政壁垒，把该共享的数据拿出来。
汪玉凯认为，成都在疫情防控期间进行了许多数据治理应用方面的探索，数据的作用充分显现。事实上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还有许多可以创新搭建的数据应用场景，教育、文旅、医疗等等领域都存在需求。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创新应用场景。
“通过数据化的市场交易，也能驱动数据自由流动。”这是汪玉凯提出的第二个建议。
他表示，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在推进数据交易市场，当前，国家许多政策都在鼓励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数据，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易。“就像碳排放交易一样。”汪玉凯告诉记者，这也将成为通过市场化配置数据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。
此外，汪玉凯还建议，政府部门可探索按照数字化趋势来调整组织结构，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。“纵向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层级，横向减少部门设置，以大部制的思维来设置部门，减轻部门和行业壁垒，使数据的流通减少行政性的障碍。”
转变观念
避免数据库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
“转变观念，转变思路”，是汪玉凯一直强调的关键点。比如，他认为要加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公共数据基础设施的统筹和整合，但必须转变观念，“一定要统筹推进，而不能各自为政”。
基于此，汪玉凯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：防止数据库的重复建设。
关于政府数据库的重复建设问题，他曾进行过专门研究，“应该说问题是非常突出的”。
“我们很多数据库的利用率不到20%，用得好的也不到40%。”他表示，这其中有很多重复建设、资源浪费，如果不改变观念，不改变数据治理能力，一味大手笔建很多数据中心的话，造成的浪费是不可想象的。“提高数据治理能力，绝不意味着在各地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，而是要统筹规划，消除体制内部的壁垒和障碍。”
当然，数据流通“壁垒”的打破，实际上只是数据治理的其中一环。开放之后，还涉及到严格的制度规范、制度保障等。
汪玉凯认为，保障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，要处理好几项关系，包括公共安全和公共数据开放之间的关系，政府部门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开放共享公共数据资源的关系，公共数据开放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。当然，公共数据资源的交易，也需要相关制度和机制的支撑和规范。也就是说，要做到“既有治，又有理”。
红星新闻记者王垚
编辑向财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