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小小健康码,涉及公安、卫健、人社、交通等等多个部门的数据。当健康码的应用在社会中广泛启动,这就牵动到一系列有关部门的数据资源的统筹调度。这就是公共数据治理应用的一个典型场景。
“疫情防控可以说是公共数据治理的一个大的应用场景。”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教授、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说,在疫情应对过程中,中国在数据应用领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层面,许多难题仍有待突破。
3月16日,国家发改委、自然资源部、住建部印发的《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》正式公布。其中提到,着力健全现代治理体系、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,包括增强抵御冲击和安全韧性能力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、构筑智慧化治理新图景等5项任务。
要构筑智慧化治理新图景,离不公共数据治理。对此,汪玉凯提出,当前,公共数据治理的难点已不在技术,而在于打破壁垒。在他看来,打破层级、部门、地区间的壁垒,实现数据共享和流通,是当前数据治理的现实问题。一个积极的“破壁”路径是,政府部门应该有意识地搭建跨部门的数据应用场景,以“应用”促“流动”。
▲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教授汪玉凯
破局
从“三难”到“三跨”,让“三低”变“三高”
“如果数据全都躺在库里,那它什么作用都发挥不了。”汪玉凯如是说。
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:一个常用的航班服务软件,上面能够为用户提供航班信息,包括值机选座、登机口是否发生变化、航班是否延迟等等。能够提供这样精准的服务,原因是国家民航局向社会开放了每日航班动态的实时数据。基于数据的开放,企业就可以利用实时数据开发多元的应用。
“开放”,是公共数据治理的重要关键词。汪玉凯认为,至少要实现三个层面的“开放”:政府信息要开放,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数据要开放,政府数据要定期向社会开放。“政府掌握众多的公共数据资源,如果不向社会开放,是发挥不了更大作用的。”
事实上,除了“开放”,公共数据治理还涉及数据的共享、整合等方面。汪玉凯表示,整合度低、共享度低、开放度低,这是公共数据治理的“三低”现象。而这“三低”,直接影响数据治理能力。因此,公共数据资源如何由“三低”变“三高”是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。
在汪玉凯看来,公共数据治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,比如从“三难”到“三通”再到“三跨”目标的实现。
“过去叫‘三难’,资源互通难、资源共享难、数据互联互通难;然后是‘三通’,网络通、业务通、数据通;现在是‘三跨’,跨层级、跨部门、跨区域。”汪玉凯说,“三跨”的难度,关键在于数据治理的短板。而短板背后的逻辑,是政府部门、机构之间相互分割,没有破除体制机制上的障碍。
路径
以应用,促流动
无论是健康码的普及,还是航班信息查询软件的开发,都是基于数据的流动、开放、整合、共享而产生的应用。
事实上,各行各业各领域都有许多可创新开发的数据应用场景,这些场景会牵动多个部门机构的数据资源调动。但反过来思考,这也是驱动各个部门机构实现数据流通、共享的途径——以应用场景的创新,来引领、推动部门之间数据的整合与共享,实现数据的流通。
这是提到“破壁”方法论时,汪玉凯提出的第一条路径。以需求为导向,以应用场景为牵引,政府部门应该有意识地搭建一些跨部门的数据应用场景,驱动各部门机构之间打破行政壁垒,把该共享的数据拿出来。
汪玉凯认为,成都在疫情防控期间进行了许多数据治理应用方面的探索,数据的作用充分显现。事实上,社会公共服务领域还有许多可以创新搭建的数据应用场景,教育、文旅、医疗等等领域都存在需求。这就需要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创新应用场景。
“通过数据化的市场交易,也能驱动数据自由流动。”这是汪玉凯提出的第二个建议。
他表示,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在推进数据交易市场,当前,国家许多政策都在鼓励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的数据,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易。“就像碳排放交易一样。”汪玉凯告诉记者,这也将成为通过市场化配置数据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。
此外,汪玉凯还建议,政府部门可探索按照数字化趋势来调整组织结构,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。“纵向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层级,横向减少部门设置,以大部制的思维来设置部门,减轻部门和行业壁垒,使数据的流通减少行政性的障碍。”
转变观念
避免数据库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
“转变观念,转变思路”,是汪玉凯一直强调的关键点。比如,他认为要加强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公共数据基础设施的统筹和整合,但必须转变观念,“一定要统筹推进,而不能各自为政”。
基于此,汪玉凯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:防止数据库的重复建设。
关于政府数据库的重复建设问题,他曾进行过专门研究,“应该说问题是非常突出的”。
“我们很多数据库的利用率不到20%,用得好的也不到40%。”他表示,这其中有很多重复建设、资源浪费,如果不改变观念,不改变数据治理能力,一味大手笔建很多数据中心的话,造成的浪费是不可想象的。“提高数据治理能力,绝不意味着在各地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,而是要统筹规划,消除体制内部的壁垒和障碍。”
当然,数据流通“壁垒”的打破,实际上只是数据治理的其中一环。开放之后,还涉及到严格的制度规范、制度保障等。
汪玉凯认为,保障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,要处理好几项关系,包括公共安全和公共数据开放之间的关系,政府部门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开放共享公共数据资源的关系,公共数据开放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。当然,公共数据资源的交易,也需要相关制度和机制的支撑和规范。也就是说,要做到“既有治,又有理”。
红星新闻记者王垚
编辑向财霞